就投资而言，更侧重在“发展的观点对比的观点”来连续地观察问题，而非钻牛角尖式地抓住一个“正确但片面”的衣角不放。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有产阶级，而教育的不断普及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彻底平民化也正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国普通人的发言欲望与权利。这些因素都在形成一种新的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局面。
社会阶层的成长和结构优化才是重塑社会模式的根本基石。任何一次所谓的“革命”都无法代替这一过程。因为前者是一个必须依靠在必要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渐变过程，后者只不过是推倒重来回到起点。以过去200年来看，中国诞生的各种革命可能是最多的了，但哪一次不是在付出了巨大成本后又从原点轮回？
从公司价值分析的DCF原理可知长期发展的可预期性是一个公司价值的核心源泉。对一个国家而言这一点同样适用。假设现在还是农业文明或者工业文明延续期，世界缺乏重大生产力变革或者经济结构变革的机遇，并且整个世界非常分割交流不便，那么一个后进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是很小的，必须要靠自身完成缓慢的积累。而当前世界交流频密，知识的传递极其迅速，资金的流动非常便捷，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转移也远比旧的农业工业社会快速。这在客观上为像中国这样具备竞争的综合优势（劳动力、市场、资金、基础设施、社会环境等）的国家分享最好的经济发展效果提供了条件。
《股市长线法宝》中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研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GDP特征与股市投资回报的一种惊人的反差。这种表现就是：过去几十年全世界主要国家的统计研究情况表明，GDP增长越快，投资者获得的股市回报就越低。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两点：
（1）由于GDP增长的强劲导致了投资者对于未来过高的预期，进而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直接导致回报不佳；
（2）高速增长的GDP的伴生现象是高度的波动性，其中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过程的国家，第二产业及工业产量的扩展是其重要表现。
这造成了3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大规模的生产制造行为推高了GDP增速，但是各种基础设施及大宗商品的建设一旦遇到经济波动就容易反应剧烈。而较为发达国家的GDP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经济的稳定性反而较强。
第二，整个国家的经济实体在这一进程中往往需要大额的资本支出以确保高水平的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这虽然带来GDP的增长，但却降低了经济实体盈利的现金流并且导致了更高比例的固定资产折旧率。
第三，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初中期社会保障措施的缺失，都会降低人们参与股票投资的意愿，特别是长期投资并不可避免地放大了“一日暴富”的投机性。
综合来看，长期影响股票投资回报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取决于“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在GDP高速但粗放发展的阶段反而不容易产生高的投资收益，进入GDP略低且波动性明显降低的“风调雨顺”时期，反而更容易产生长期的良好投资回报。时至今日，粗放发展的负面结果已经越来越明显，主动的以一定程度的增速放缓来实现整个国家经济质量的提升，与真正的经济萧条和衰退完全不同。这一过程中的波折在所难免，但方向性的正确反而更值得期待。
如果说过去多年中国的证券市场主要解决了国企和央企的融资和脱困（应该承认，这一目标完成得非常出色），那么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股市主要的服务对象将一定是民营企业。如果说国企的强项在于整合资源及获取不同程度的垄断经营资格，那么民营企业的优势就在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如果说过去十几年中，那些解决了中国的基本消费短缺和基础设施匮匮乏的企业成为了时代的宠儿，那么在中国经济从粗放增长向着更高产业链的升级的阶段，那些以创新为核心竞争要素、能够对提升中国人的生活品质、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产业将获得突破性的增长机会。也许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会看到医疗健康、软件及互联网、环保和休闲娱乐等领域将持续崛起一批构成中国股市中坚力量的”新蓝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