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今天中国与西方的位置
刘易斯拐点是指,随着工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从过剩变到短缺的拐点。
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这时候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对生产设备的投资以提高产出,同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这时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社会,整个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工资增长到一定水平后,企业会始慢慢将投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自己的工业化过程。而这会使本国投资减少,使本国劳工收入水平停止上升甚至下降。这一阶段为后刘易斯拐点的被追赶阶段。
今天主要的西方国家大概都在70年代慢慢进入了上述的第三个阶段,中国应该是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到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宏观政策会有不同的作用。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投资基础设施、资源、出口相关服务等都有助于新兴国家迅速进入工业化状态。
进入到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阶段以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此时依靠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投资就开始和私营部门的投资互相冲突、互相竞争资源,而货币政策更能有效地调动私营部门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到了被追赶阶段,因为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投资机会减少,此时政府的财政政策又变得更为重要,它可以弥补国内的私营部门投资不足,居民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反而货币政策在这一阶段会常常失灵。
中国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对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有成本优势,而后面的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竞争优势。如果政府能在这一阶段中运用更多的宏观货币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对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将会大有益处。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该如何估测未来5年、10年、15年、20年甚至更长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我想从五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 技术密度却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
考虑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研发费用时,你就会发现中国潜力很大。今天我们即将迎来工程师红利的时代,享受工程师红利带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富足社会。
- 城市化率是关键点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55%,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20年内将以每年1%的速度开展城市化进程,这意味着在未来20年内,大约有3亿人成为新的消费者。这将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 高储蓄率是中国的优势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储蓄率仍高达45%。高储蓄率使得中国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城市化、支持建设、支持制造业升级,高储蓄率还有助于解决高债务问题。
下一步中国政府想做的就是通过资本市场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融资结构,大大增加股权的权重,减少债务所占比例。资本市场改革将成为解决高债务比问题和提高融资效率的关键。
如果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能够将这种欲求转化成有效的投资,通过对教育、技术的持续投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个人财富增长、消费升级、投资增加的持续正向循环,就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 中国政府在处理重大问题、危机时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表现出足够的弹性和实用主义精神,另外,全面从严治党治国的结果可能是政治愈发稳定而非相反。无论人们对今天的局面有多少不满,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离开中国。只要政府不改变经济改革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就会在一个稳定单一的大市场中持续发展下去。
- 参考日韩发展经验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
东亚同样受儒教影响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他们的发展历程仍对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具有启发意义。
日、韩在政治上的组织方式和中国类似,也和中国一样重视教育、技术、产业升级并且强调国内消费,且都有很高的储蓄率,重视教育、科技,在到达10,000美元人均GDP时还表现出强烈的企图心。
日本、韩国分别在1962年1993年首次达到10,000美元人均GDP水平,之后一直持续到25000至30000美元人均GDP的水平,然后增长率开始放缓。中国社会很有可能会走出类似的轨迹。
我们为什么投资中国?
最后总结一下,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发展走出了不同的道路,政府在两种文化中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
中国在历史上发明了政治上的贤能制,使得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领先于欧洲。同样,也是地理因素帮助欧洲最先发现了新大陆,并促使西方发明了经济上的贤能制,从而把人类带入了新的现代文明。
经过了100多年的挫折,中国终于在过去40年里发现了现代文明的精髓,也即现代科技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而这其中中国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治理优势也不可或缺。
今天的中国已经通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到了经济发展成熟的黄金期,工资水平、消费水平、储蓄和投资水平,都进入了互相追赶式的螺旋增长,为创造中产阶级消费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中国的文化和国策使它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到高度发达国家的行列,这其中有各种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在科研上持续的高投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尤其是工程师群体的迅速扩大,日益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居民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等等。
最后,作为基本面投资人,我们为什么现在投资中国呢?因为在那里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些优秀龙头企业,它们比西方的同类公司更便宜,而且增长速度更快。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投资的逻辑。